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与绝大多数艺术家一样，罗工柳在作品和理论之间更注重前者，甚至在这本名为《罗工柳艺术对话录》的准理论著作中，罗工柳也一再强调：“我不是搞理论的，只是讲创作体会。”然而事实上，把创作看作生命全部的罗工柳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从事着与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中真正画画的时间是不多的，一是抗战在前线三年，算是集中搞木刻了，二是留苏三年，集中攻油画，三是生病退休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比较长，其他的时间打杂，打了一辈子杂。”

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罗工柳这样评价道：“战争年代，我主要想救亡，艺术是武器；和平年代，我首先想为国家做点事，画画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做的。”对于罗工柳先生的这番夫子自道，我宁愿认可它是艺术家在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对自己的人生总结。

事实上，在那个挽救国家危亡的特定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大批人在实践着与罗工柳相同或相近的道路。而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五四”以后得以顺利延续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包括文学）就像是一面镜子，把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启蒙和救亡任务时的努力从完全意义上呈现出来。罗工柳最先是搞木刻的，在战争年代曾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木刻作品，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把在西方版画中占统治地位的阴刻创造性地改造为阳刻，从而部分地完成了版画民族化的过程。把一门完全来自西方的艺术改造得让中国的老百姓认可和喜爱，艺术家在其中付出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罗工柳面对苦难深重的民族时，更愿意以艺术作为一种支点，完成他作为一名真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于是，在这本折射出艺术家整个一生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从版画走入油画的罗工柳，看到了作为《地道战》、《整风报告》等反映中国革命火热斗争生活的大型油画作者的罗工柳，看到了背着画板远赴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苏联立志苦修取经的罗工柳。客观地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救亡的使命已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实际上也由当年的启蒙和救亡转变为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年代一度被淡化的艺术追求被艺术家们重新拾起。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促使罗工柳走出国门，并通过在苏联留学的3年取得了艺术上的第二次突破。

对于罗工柳而言，艺术是一面镜子，它不仅映照出罗工柳孜孜于艺术的一生，同时把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老艺术家形象还原给后来者，还原给这片生机勃勃的黄土地。从版画到油画，从“土”到“洋”再到“民族化”，从创作到教学，罗工柳始终处于不断的追求之中，“变”成为他艺术观念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这种“变”与初学者的摇摆不定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种建立在风格之上的主动追求，它集中体现了艺术家个人的“胆”和“识”，它完整地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创造民族艺术的进程中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执着。

在这本有关艺术的对话录中，我们读到了罗工柳面对艺术时的真诚与凝重，读到了罗工柳为保护别人仗义直言的气概和勇敢，读到了一名知识分子负重而前行的坚韧和刚毅。从罗工柳先生正直而充满激情的一生中，我看到了耀眼的艺术光芒，还有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令人尊敬的人格力量。